为了维护骑手的劳动权益，监管部门持续发力：2021年7月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，要求平台通过“算法取中”等方式，合理确定骑手的考核要素；2022年3月，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发布的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》正式施行，要求平台在运用算法时保护骑手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；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最高人民法院在直播访谈中表示：如果这些算法规则存在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、未考虑骑手遵守交通规则等因素以及其他违背公序良俗情形时，这个算法本身的合理性就值得慎重研究。平台用工的算法监管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。

最近，外卖平台运用算法管理配送员(“骑手”)的实践广受关注。面对算法监管这一新事物，保证骑手权益和平台企业健康发展相统一，监管部门和平台企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展开协作，相互学习，共同诠释算法监管的意涵。这样一来，监管要求会更结合实际，监管过程也将更加顺畅，监管成本更加可控。

相互学习的第一步是相互了解。相关监管文件发布后，某外卖平台三次发表文章，向公众解释送餐预估到达时间、订单分配和骑手服务评价规则；最近更发布《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》，全面介绍其落实算法监管要求的整改措施，另一家平台也发布了内容类似的报告。窥一斑可见全豹，仔细倾听这些发声，可以了解平台企业对于算法监管的初步认知。简言之，企业将算法监管要求解读为人性化、集权化、程序化和修辞化共四个方面，逐一落实；这种解读普遍利好骑手和公共利益，但也不无有待继续观察的方面。

首先，平台企业在制定算法时更多考虑生活经验和骑手需求，走向算法的人性化。具体做法如在异常场景下延长配送时间，允许根据实际情况改派订单，为遭到投诉的骑手提供免责的机会等。这些做法不但优化了利益分配，让骑手得到实惠，而且柔化了配送服务过程，给平台、商家、用户和骑手之间的互动增添了温情，自然值得提倡。但也存在今后如果出于其他相关方的利益考虑而调整算法，就需要在不同群体利益之间做出权衡。怎样做到以人为本，仍是需要监管部门、平台企业和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的话题。

其次，平台企业在制定算法时将一些骑手管理权限从合作商上收到平台，走向算法的集权化。具体做法如取消合作商制定的、针对违规骑手的按单扣款规则，改由平台制定和推行相对柔性的激励规则等。这些做法减少了由于管理权限分散导致的无序和不公，提高了管理的标准化程度，实现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，益处无需多言。但是，这也意味着骑手管理主体正在从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，作为一种新现象，这一转变从长远来看是否有利于企业合规和骑手权益的维护，仍然有待观察。

再次，平台企业在制定算法时遵循更高的程序标准，走向算法的程序化。具体做法如发动骑手、用户等利益相关方集思广益，将尽可能多的因素纳入制定算法的考量过程等。这些做法比照企业决策过程来优化算法制定机制，增强了过程民主，彰显了程序正义。通常来说，程序正义也能够促进实质正义，算法有望变得更加合理及周到。然而，程序合理也有局限，合理的程序并不必然引出合理的实体结果。对于算法监管来说，仅关注算法的制定程序也是不够的。

最后，平台企业在制定算法时有目的地运用修辞来阐释算法，走向算法的修辞化。鉴于算法本身的专业性，少用术语、多用修辞有助于公众对算法的理解。而在算法应用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技术以后，客观地解释算法会愈来愈难，平台企业根据受众的理解力来“转译”算法，又让修辞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多。修辞应该成为降低算法问题专业门槛的工具，为此，企业、专家和公众都需要运用修辞来建立探讨算法问题的“用户友好型”环境，特别是打通算法治理与平台治理和商业伦理之间的关系，为更加实质和有效的公共讨论提供条件。

平台用工算法的监管是个新课题。作为先行者，监管部门既要加强法律干预，矫正市场失灵，又要倾听市场主体的声音，与平台企业一道探索同时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方案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政企协作是推进平台用工算法监管的关键。文/阎天(北京大学法学院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