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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据济南日报·新黄河报道，福建一位网友爆料称，自己在给孩子报名上小学时，发现孩子属于“报名受限对象”，接连被多所小学拒绝，经多方咨询，才得知这是因为自己留有参与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案底，让子女受到了牵连。

记者查询发现，该网友所在区针对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提出了“十个一律”综合措施，其中第一条就是“凡是参与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子女，一律在城区学校就读时予以招生入学限制”。针对上述情况，该区有关工作人员回应称，该限制政策已经实施3年，涉及九年义务教育阶段，电诈人员子女不能上公办优质学校，但普通公办学校可以上。

当地这一政策曝光后，引发不少讨论。一方面，不乏网民“叫好”，认为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打击电信诈骗，维护社会治安；另一方面，也有人认为，在现代法治体系之下，打击犯罪不应牵连家人，尤其是未成年人。由此可见，碰到社会大众深恶痛绝的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，一些有违法律法规的做法就变得面目模糊起来。对此，还应认真辨析此类政策的逻辑与实效，不可只因义愤而作出有悖法治的判断。

从支持此政策的网络留言中，我们不难感受到一股朴素而强烈的正义感。在这部分网民看来，电信诈骗良心丧尽、人人喊打，不知害惨了多少人、破坏了多少家庭。而且，电信诈骗难取证、难定罪、难追赃、犯罪收益和犯罪代价不对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公众自然会把长期积累而来的愤怒，投射到那些已经定案的电诈人员身上。他们乐见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方式让电诈人员付出代价，从而形成震慑。

于情于理，公众的愤怒都有正当来源。然而，有关部门施行政策时却要严守法治原则，不逾越政府职权的边界。在情理与法理之间，政府行为首先要做到守法。

具体到这件事上，有关部门的做法明显损害了当事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。对未成年人而言，受教育权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。此前，一些地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私立学校，因为“私立学校需要家长缴纳高额学费，因此属于应被限制的高消费”，严格来说针对的是失信被执行人本人，而非无辜的未成年人。但是，限制孩子进入优质公办学校，则更多是对孩子而非家长的惩罚。

公办学校不论“优质”与否，本质上都是政府平等提供给适龄儿童的公共服务，其入学资格属于保障性、兜底性的教育资源。用禁止子女入读优质公办学校来惩罚电诈人员，逾越了权力的边界，也违背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理念。

不论是电诈人员，还是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，其子女的受教育权都应得到平等保障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更有可能在未来走出和父母不一样的人生轨迹，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