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，美国恐怖片《隐形人》上映。影片的惊悚之处在于，女主角要对抗的恶行，明明证据确凿存在，却又隐匿于看不见的空气。对遭遇网络骚扰和威胁的受害者来说，想要拿起反击的武器，并不比电影女主角奋力求生来得容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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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澎湃新闻报道，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，贺佟(化名)持续被陌生男子骚扰，对方拿键盘充当龌龊行为的“挡箭牌”，频繁发送色情图、淫秽文字。直至女方收集信息记录、报警求助，对方才受到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。与贺佟有着类似经历的胡荔(化名)，将反击骚扰者的心路历程分享到社交网络，希望鼓励更多女孩不要逃避，要对抗。

然而，有时候，直面骚扰的勇敢者，并未获得多少肯定，反倒等来“受害者有罪论”的当头一棒。对于她们被骚扰的经历，一些人找出的“病因”竟然是“你在网上高调，活该被骚扰”。他们给出的“药方”也只有忍气吞声、销号隐匿。不少人端着“过来人”的姿态，戴着“苦口婆心”的面具，指责受害者是因为过度曝光个人生活才被骚扰。

回溯互联网诞生的意义，难道不正是冲破壁垒、拆掉围墙，让更多人的心声找到倾诉的地方？知乎上曾有人提问，为何年轻人喜欢通过社交网络分享生活？一个高赞的回答是因为孤独。面对碎片化的生活，社交网络就像黏合剂，借助一张张美照、一次次打卡，记录下日常的喜乐悲伤。

当分享有了倾听、发布有了点赞，心灵也能建立起被认同、被关注的正反馈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所谓“高调”，不过是填充精神世界的需要。把正常分享曲解为不正常的“高调”，将受害者的遭遇归因于本人存在“问题”，这种扭曲的因果论，根本站不住脚。

加诸受害者的指责，其实应当落在骚扰者身上。一味讨论如何自保，要求被骚扰者为自身筑牢防护墙，甚至消除网络“痕迹”，以防被加害者选中，这种“权宜之计”也是对公众正当权利的无形侵蚀。长此以往，公共空间将会日渐苍白、失去活力，这也绝非解决问题的正道。

撕掉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通过制度化的约束，将隐匿的罪行暴露在阳光中，才能彻底打掉骚扰者的藏身之处。

对骚扰者的责任认定，向来是司法实践领域的难题。对被骚扰者来说，恐惧、不安、困扰和屈辱的心理状态很常见，当事人往往陷入崩溃无助的境遇，甚至造成终身打不开的心结。可精神损害难以举证，也是造成受害者维权困难的重要原因。

不过，随着民法典对人格权独立成编，首次界定“隐私权”，类似骚扰行为会受到更有力的制裁。法律明确规定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以刺探、侵扰、泄露、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，都将受到法律制裁。现实中，相关司法判例也陆续落地。希望更多人能够拿起法律武器，捍卫个人尊严，让骚扰者付出应有的代价。

其实，很多骚扰者都是虚张声势，只因为受害者选择“匿了匿了”，而非保留证据，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，他们才会变本加厉。从女孩胡荔的遭遇来看，面对持续骚扰，她选择公开对方社交账号和对话截图，将其“从暗处揪出来”。效果立竿见影，对方很快注销账号。

对各大社交平台而言，这一经历也极具启示意义。与司法救济的时间成本相比，平台管好“自留地”的救济显然更高效。敷衍应对是对恶最大的纵容，严肃处理每一起网络骚扰威胁事件，才能当好用户最坚实的后盾。